Neil Lutsky是在我大学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教授，80几岁高龄好像也是目前学校最老的教授。从A&I seminar开始，我上过他5门课，也就是他除了psych intro之外教的所有课。这位教授总是强调自己不宜人友善，学生上课发言他不赞同的时候就会皱着眉头说No；人也很容易害羞，包括我，很多学生去他office hours时都会觉得气氛会忽然尴尬死寂；上课很喜欢放幽默漫画，很喜欢推荐好书，也经常洋洋得意地给学生说自己过去的成就。这么一位教授，说话时力求清晰和严谨，对我理解事物的批判性和与人理论的清晰性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时不时也很刻意说一些自己发掘的人生道理，给人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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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四的秋季，Neil在傍晚骑自行车的时候，忽然心脏骤停倒在了地上。幸运的是，在旁边骑车经过就有一个会心肺复苏的学生，可以立马开始抢救，不久又有一个高中的救生员经过看到，也来做更专业的心肺复苏。心脏骤停就算及时做CPR的存活概率也只有10%（data provided by Neil），但是他还是医学死亡了15分钟后被救了回来。医生们告诉他，他能活下来是一个奇迹。
冬季回来后，在office hour时，他和我讲述了他这个故事，并不断强调自己有多幸运。我一时语塞，除了说we are happy to have you back，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忽然想到我上过他一门叫psychology of endings的课，其中一大部分就讲对于人们面对死亡的心理研究，我便开玩笑说，I guess now you have some first-hand materials for that psychology of endings class。他大笑，我心里还想，不知道他会以后在那门课说些什么。没想到在这学期的课讲existential psychology的时候，他就决定以自己的经历作为case study和我们讨论人面对死亡的心理，并放开了心胸，让学生随便问他问题。
当意识到死亡不远，人最大的改变就是更加珍视自己的时间，不再浪费时间精力去做实际上并不在乎的鸟事。对此，有的心理学家建议我们多直面自己的死亡，这样可以清理一些生活中无谓的纷扰和内耗。所以有学生就问他，他对于自己日常选择做的事情有什么改变。
他说没有。
也是，80岁的老人，再加上对很多事情都能满不在乎嗤之以鼻的不宜人的性格，也许生活中本来就没有做无谓的事情。
比如，有学生问他有没有和救了他的两位路人再见面，他说没有。大概这也是一件无谓的事情。
为什么无谓？因为路人救人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而是因为路人见到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救人。这件事情反映的不是Neil的特殊性，反映的也不是他和路人深厚的情谊，反应的只是路人见死就救的本性和知道怎么做心肺复苏的重要性。
世界不是绕着我们转的，路人也不是绕着我们转的，我们的存活与死亡没有任何特殊性。Neil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是单纯概率上的幸运，并非被宇宙，或者被任何人眷顾的幸运。
他说，I have a keen sense of nothingness。他在psychology of endings的课上，费尽心思想让学生们理解我们死后的nothingness具体是什么意思，并问活着的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人生道路尽头的nothingness。学生们说，我们死后还有后代，还会有人记得我们，或者我们的影响还会长存云云。他懊恼地回应道，But we will be already dead! We are not there. Our influences and legacies won’t matter to us because there will be no us. When we die, we will be nothing! 看着他恼于学生不能理解他所指的nothingness，我感同身受。我专门跑去他office hour，讨论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在理解nothingness和存在主义的程度上仿佛有极大的差异。
但是无论如何自我以为能理解nothingness，从一个经历过死亡的人口里说出来，这份始终不变的客观与淡泊有着不一样的分量。我之前看到一个临终的哲学家的纪录短片，与人讨论了一辈子mortality和existentialism，在死亡当头时他还是多么害怕。镜头指向外面的树，他说，我最近经常就看着这些树，我知道我死后并不会在意这些，我理解，我作为哲学家本身就经常和别人这么说，但是我意识到真的很快我再也看不见这些树了，看不到这世界了，每当想到这样，我就不禁害怕得落泪。
但是Neil不一样。学生问他，你觉得经历了这一件事之后对死亡是更多还是更少的恐惧。
他不假思索地摇着头说，I don’t fear death.
又想了一会儿，他说道：
But when it happened to me, I felt like I was abandoning my wife. That’s my major concern when I think about death.
It will pain her. And I know that.
The thought of that makes me very 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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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一刚开始上学的时候，进到Neil的A&I，他就强调每个人上课都要尽量发言。觉得自己口语不够好，又极度内向且敏感的我，每次上课前，都会咬着字读完readings，写一页又一页的读书笔记，做好一切可以发言的准备。上课的时候，他每问一个问题，我就在纠结自己要不要举手发言。如果当天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了，就觉得一天都很开心。如果当天没有找到任何开口的机会，就会下课后自责很久，走在路上，吃着饭，也在想，自己当时应该如何如何。
到了第二个学期，上他的positive psychology的时候，因为不想被他为难了，就在自我介绍卡上写道，I am very introverted. If I don’t speak, it doesn’t mean I am not participating. I participate as an attentive listener rather than a speaker.
结果第二天，他就当堂说道，Some of you told me in your card that you don’t want to speak up in class. Yes, I know people have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different styles of approaching things, but one day, and maybe that’s a day after your time here at Carleton, you will find yourself in a situation where you just have to speak up. And you just have to do that. You just have to put yourself out there. It usually turns out not as bad as you think.
然后我就咬着牙坚持了下去尽量每节课发言。依然是每天上课如上战场，直到有一天，就习惯了。
那个学期末presentation的时候，我一下来，他就拉着我说，I am so surprised. I never could have thought you could do that. That was a totally different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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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的课教来教去都离不开一个宗旨，就是要学生会ground their arguments in evidence，在读就算貌似很有authority的理论时也要严谨地evaluate claims against evidence. 在我大一的时候，有个大四的学生在她的演讲上大谈心理学界如何自限自满于鸡毛蒜皮的理论争执，而不去real world make a difference。她的发言完全与当时的课的主题背道而驰（主题是太多researchers和practitioners夸大和滥用interventions，我们需要回归科学找证据）。Neil听着她说话的时候刚好就坐在我的前面，他不停地托着自己的额头摇头，面色逐渐通红。
我很献媚，一下课我就对坐在面前的Neil说那个学生怎么可以这样说呢？难道我们这门课，以及当代心理学的最重要问题，不就是要回归确凿的证据吗？Neil忽然间很突兀打住了我，让我跟着他去office hour聊。
愚蠢的我到了很久很久以后，忽然回想到这件事，才意识到，当初他那么做应该是被我吓到了：我在刚下课大家都还在的时候就在批评一个明显个性火烈的大四心理学专业，是怕我的言论被那位大姐的听到。我想到这件事就觉得不适，自己和Neil尴尬的事情还真多。